初中历史教学叙事(合集7篇)

一

教育日新月异，表现在教师的专业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从追求教师数量向追求教师质量转变，从维持教师现状向追求教师卓越转变。一方面是教育学者普遍认为持久的、高质量的教师培训是一所学校发展及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广大历史教师觉得教师生活太苦、太累又枯燥，这似乎成为一种新的矛盾。基于这种发展趋势及新的矛盾，如何促进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选择什么样的途径实现他们的专业发展就成为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教育的新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必须依托教师的教育实践，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素质赶不上城区的初中历史教师。如何引导广大初中历史教师依托“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促进专业发展？我认为必须把“教育教学叙事”研究作为引导广大农村初中教师内在的专业结构不断更新、演进与丰富的动力，让他们在“教育教学叙事”研究的过程中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自我总结、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

二

所谓教育教学叙事，是指通过教育教学主体的故事叙说来描绘教育教学事件，以使教育教学行为和活动得以诠释的意义建构方式，让写自己的教育教学故事，撰写教育教学日志，记录教育教学痕迹逐渐成为广大教师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教师成长档案的重要内容。

诚然，广大初中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仅指教师专业发展所必备的素质，还要看如何在实践行动中体现历史素质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实践行动不应回避教育培训，而应看到“教育教学叙事”研究既能在立足具有“校本”特点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促进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群体的共同专业发展，又能用这些鲜活的教育教学实例引领广大农村初中历史教师进一步生成教育智慧。但需要强调的是，教师撰写教育教学故事不是为了炫耀某种研究成果，其根本目的是让广大农村初中历史教师以自己的教育教学故事建构为手段来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寻求改进教学、发展自我的突破口。

三

那么，该如何促进农村初中历史教师的教育教学叙事研究？必须摆正滴水穿石与自我更新的关系，在形成新的教学观、学生观的同时，在践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将新课程的改革理念与教育教学实践“零距离接触”，从而切实提高学生的能力。其关键在于广大农村初中历史教师重新定位自我。

1.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新课程与新理念。“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是这一次新课程改革的灵魂，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要将新课程倡导的理念转化为每一个农村历史教师自己的信念，需要一个从思想认识到思维习惯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何推进？可以用教育教学叙事研究的方法，促进自身具有课程意识、学生意识、开放意识、问题意识，并通过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通过改革历史课堂教学来影响和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绝不只是简单地换了一套教科书，其实质是一场教育观念的革新，是人才培养模式、课堂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式的彻底变革；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历史教师的作用已不只是教给学生现成的知识，更在于引导学生积极探究，帮助学生努力构建，在于注意培养学生多层次与多角度的思维，给学生以更多的赏识，从而让学生“潜能”中最本质的“渴望得到尊重和欣赏的需求”得到满足。

由此看来，广大初中历史教师如能自觉地参与教育教学叙事研究，就能在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更新等方面逐渐形成新的教育理念，既让历史课改取得真正成功，又促使学生转变历史学习方式，更激发学生在历史课堂中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人，从而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思考、学会运用，养成终身受用的良好的学习习惯。

2.在“用好”教材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超越教材。新一轮课程改革，提倡学校和教师应该成为课程资源开发的重要力量，教科书已不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新课程为广大教师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提供了平台，而且便于教师在教学中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广大农村历史教师自觉地参与教育教学叙事研究，就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自身智慧，在对教材不断拓展与补充的过程中使教材更显生机与活力，在对教材进行大胆改造的过程中使历史教学更加丰富多彩。地区苏中地区腹部的宝应，受到运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双重滋润，正从运河时代进入高速时代，农村历史教师如果在教学实践中无视身边的这些变化，只是按部就班地教教材，将丰厚的历史闲置一旁，势必会造成鲜活的优秀历史资源的浪费，久而久之，会使中学生的历史学习积极性慢慢丧失。

3.以一个历史教育行家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学习、不断追求。广大历史教师必须认真学习新课标，从而掌握最前沿的教育理论和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广大历史教师一旦投身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育教学叙事研究，就会明显感到新教材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从表面看难度降低了，但涉及面更宽，要求教师自身的知识储备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并尽力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历史教材增加了许多图文和问题讨论，每个历史教师都必须思考“历史课怎么上”这一问题。新课程理念下，中学历史教师必须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拓展自己的学科知识，才能从容自如地驾驭日益开放的课堂，这就意味着教师不仅要有厚实的学科专业知识，而且要了解相关学科乃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而每个教师从教后都会面临年龄逐渐增大、工作任务偏重、教育观念滞后、知识逐渐老化、教学方法手段保守等问题，是听之任之还是不断追求，需要通过“教育教学叙事”研究来促进更多的农村初中历史教师具有现代教育思想，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拥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早日成为行家型历史教师。

关键词素质教育；历史教学；目标

那么，如何把这种素质教育观实施在历史教学中呢？这是近来学者们讨论的热点。我在教学实践中也时常被新旧教育观的碰撞所困绕空间初中历史教学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下面，我粗浅地谈谈看法。

（1）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修养教育。历史教育是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有很大影响的，因为历史知识本身具有认识和情感的因素，当我们回顾历史，发掘、整理历史时，人的情感因素就会熔铸于客观历史过程中。所以通过历史课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修养的教育，是历史教师的职责，实现历史课的情感和价值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当然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思想教育不能是干巴巴的“说教”，要让学生通过对历史知识的认知来感受，也就是把情感因素自然融入历史知识教学。例如在讲日本全面侵华、全国抗日战争这一节中，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进行讲叙，对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进行讲叙，学生在接受历史知识的同时，会产生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会融入历史知识的情感，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强向上的思想，还用得着用大道理来点化吗？所以，历史课上的思想教育是融于历史知识的教学中的。素质教育中提倡的政治思想教育实际上一直蕴含在历史教学中，我们在教学中需重视历史知识的传授，但同时应把正确的思想道德修养通过知识的讲授让学生们认识、接受，这非常益于学生的身心成长。

（2）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还应富有情趣，使学生了解、掌握历史知识。历史课不能上成干巴巴的说教课，但也不能上成“故事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情”要能动人、感人，但“情”的基础是历史的真实；历史课的“趣”，要能启人，趣要趣的幽默、智慧；“趣”的基础是历史的哲理。初中历史课，历史叙述中带着情节讲，这是教学形象化，符合低年龄为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初中历史课中侧重于对情节的叙述，因为初中学生对历史知识只是在认知阶段，在教学中引入一些适当的史实、资料、历史故事，这对于学生了解历史，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很有益处，在他们头脑中形成历史发展的大概过程，然后告诉他们通过什么样的书籍，去丰富已有的历史知识，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自然也会提高。当然，历史教学过程需要情节故事，但历史课不能上成“故事课”。教学的本质在于启智，说书的特点是消闲。诚然，说书讲故事也能蕴含一些道理，但它抓取人们兴奋和注意的是情节，而教学通过适当的故事情节抓取学生的是思辨。例如，我听过一节讲“”的课程，教者在讲动乱的过程中，讲“红卫兵运动”中，讲叙了当时的混乱局面，讲叙红卫兵的狂热，讲自己经历过的这一段的历史，学生的兴趣很快被抓取住，这时，教者如果提示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什么原因促成这样一场全国大动乱？它带来什么样后果？把学生带入思维的空间，认知历史的空间，可以把教者前面讲的故事，深入本质来看看清楚，可惜那位教者只叙述了一些现象、故事，而没能启动学生的思维。所以历史教育侧重于历史情节叙述，但不能故事化，这于我的第三点阐述有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体育史；区域体育史；全球体育史；体育史叙事；中国

21世纪以来，国内体育史学研究长足进步，成果丰硕。作为中国大陆体育史学学术进展和整体水平的集中展示，先后出版了3部较有影响力的普通高等教育《体育史》教科书，主编依次为郝勤、谭华和熊晓正。尽管书名一样，但内容却各具特色。3个作者团队，基于各自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观察角度和修辞手法，对人类体育历史现象进行了各有侧重的选择、剪裁、编排、表述与解释，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当代中国体育史学叙事，最终对“什么是体育史”做出了见仁见智的回答。这些回答，本身就构成了一部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学术史。

“时间”与“空间”是这3部《体育史》共同面对的叙事问题。基于高等教育教科书对于知识谱系完整性的要求，3部《w育史》教科书首先不约而同地冠以这样两个限定词：“古今”与“中外”。它们既要展现人类体育在时间轴上的变化趋向，又要叙述人类体育在空间的多样形态。人类体育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复杂现象，必须巧妙交织于体育史的叙事框架中，这是对编撰者智慧的极大挑战。写出一部“古今中外”的体育史，要成功处置叙事中的“时间”与“空间”矛盾。3部《体育史》在解决这一问题所展现的学术智慧，勾勒出一条从“区域体育史”到“全球体育史”的叙事转向轨迹，见证了中国体育史学者对于体育史学科属性与时俱进的探索历程。

1国别叙事：“区域体育史”的实践

郝勤2006年出版的《体育史》，系在1989年由我国老一辈体育史学者周西宽主编的同名教科书基础上修订而成。这部《体育史》继承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积淀的体育史学优良传统，又反映了21世纪初新一代体育史学者对于体育史编撰体例问题的最初探索。

郝著《体育史》采用了典型的国别史叙事结构：上编“外国体育史”，下编“中国体育史”。展阅该书目录，第一印象就是国别清晰，中外分明。显然，作者首先将人类的体育史作为一种地域现象理解，其编写的预设前提是：中国与外国，世界各地域上的体育历史演进，无论在历史分期还是在总体特征上，都存在着鲜明的差别。

1.1国别叙事的优长

这种体育史叙事有一个鲜明的优点，就是便于重点展示中国体育史的独特价值。虽然号称为一部“世界体育史”，但在这个世界中，中国与外国各占半壁江山。对于初次接触体育史的大学生而言，“中详外略”的内容分配，优先让他们充分了解祖国悠久而丰富的体育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中国近代体育道路的独特历程。“中国古代体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体育文化。”“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体育冲击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为努力维护自身民族文化尊严和地位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书中诸如此类的话语，让具有浓烈家国情怀的中国体育教师与学生，从这部《体育史》中体验到了中国人的“体育自信”。在3部教材中，郝著《体育史》分配给“中国体育史”的叙事空间最多，也是唯一一部连续展现中国体育“通史”风貌的教科书。中国人应当优先了解中国史。如果从这一价值判断出发，这部体育史无疑是我们最为详尽和最为完整了解中国体育史的首选。

1.2区域体育史的框架局限

国别体育史叙事在凸显区域体育史特色方面展现了自身长处，但却为再现区域之间的体育交往及由此逐渐产生的体育全球化趋势，设置了框架性的障碍。由分而合是世界体育史的发展大势，过于强调地域体育独特道路的国别叙事，无法充分展现世界体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客观历程。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跨区域体育交往，是区域体育发展的动力之一，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仅以亚欧大陆为例，在13世纪蒙古西征以前，存在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的西亚一北非一南欧体育文化交往圈，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基督教一东正教一伊斯兰教体育文化交往圈，以中亚为走廊的农耕民族与游牧世界体育文化交往圈，以中国为中心的辐射周边的东亚体育文化交往圈和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横贯亚欧东西方的体育文化交往圈。该书仅在中国古代体育史的若干篇幅中，零星提及“外国体育项目在唐代和元代的传人”。如果想要掌握与中国各朝代同处一个时段的异域，在体育历史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就需要忽前忽后，在上下两编的跳跃式阅读中，寻找中外体育历史阶段性特征的蛛丝马迹。到底应当以谁，以哪个地域为主体来叙述那些双边或多方参与，跨民族、跨文化和跨地域，空间边界模糊的体育现象？这个问题在人类体育的晚近时代特别突出。比如，怎样以国别史或区域史的方式叙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郝著对于现代奥林匹克这一主题的叙事，出现断断续续的现象，分作“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与发展”“作为大型国际赛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大众体育运动”以及“新中国争取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在奥运赛场上取得辉煌成绩”等。我们越是想一气呵成地读完奥林匹克的完整故事，就越觉得国别型叙事所造成的片段化的奥林匹克运动史，似乎无法满足这一阅读期待。

2时序叙事：“全球体育史”的萌芽

谭华教授2009年初版的《体育史》，采用了“以编统章”的总体框架。但却一改“中外分明”的国别型叙事，以时序线索将全球体育的历史演进划分为3个阶段：上编“古代体育”叙述体育的起源及各古代文明体育的发展与特点，尤重“轴心时代”的希腊体育与中国体育；中编“现代体育”叙述现代体育在欧洲的兴起及其国际传播，中国传统体育的危机及其初步现代化；下编“当代体育”介绍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体育的新趋向及当代中国体育道路的探索。

由“空间二分法”到“时序三阶段”，中国体育史领军学者尝试了两种思路的体育史叙事。与分区叙史相比，谭的时序体育史，给人以更为直观的历史感。历史本是关于时间的学问。历时性考察是职业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排比历史现象的发生先后，追根溯源，理清来龙去脉，分析因果关联，进而概括历史演进的长时段趋势。谭的《体育史》站在人类体育起源的时间点上，以探源溯本的眼界，尽展作为整体世界体育的全程历史流变。

2.1“全球体育史”理论的提出

时序叙事的创新，源于体育史理论的指引。谭华教授为该书所作的“绪论”，标志着新生代体育史学者的理论自觉。这是一种前提性的反思：我们到底要编撰一部什么样的“体育史”？作者主张：体育史的第1个维度是纵向的历史发展。人类的体育形态，随着人类文明的两次重大转型而经历了3种形态的递变。体育史的第2个维度是横向的区域交往――这是笔者尤为关注的理论表态，因为其中蕴含了比较明确的“全球体育史”观念：

在15世纪末以前，各民族和国家的体育文化基本上沿着各自传统的道路向前发展，因而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地域性特征。相对隔绝的孤立的体育史转变为统一的世界体育史的过程，发生在工业文明兴起之时。此时，各种体育文化间的差距也逐渐缩小，先后走上了体育现代化即科学化、全球化的道路。

作者在阐明这一观点时，还特意援引了马克思论“世界历史”形成的两段经典语录。笔者揣度，这是风行当代史学界的“全球史观”，在体育史编撰实践中的尝试。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学家吴于廑就提出“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国外，则有巴勒克拉夫、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全球史的开拓者，以及晚近的杰里・本特利、费尔南德兹・阿迈托斯等新全球史干将。什么是全球史？简而言之：全球史以全球视野考察人类由区域分散走向世界整体的过程。全球史不是外国史，也不是国别史之和，就是中国学者早新成所概括的：全球史的关键词是“互动”，人类自古以来的跨区域、跨种族、跨文化和跨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互动”，正是“互动”促进了人类由分散走向整体。

2.2“全球体育史”的编撰实验

将全球史理论引入体育史叙事，会形成许多新的研究主题。体育的交往，正是人类区域之间文化交往的组成部分，亦是促进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之一。若隐若现于谭著《体育史》“现代与当代体育”部分的一根叙事线索，就是体育的全球化。受国别叙事限制而无法完整呈现的跨区域体育史现象，如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在时序型的全球体育史框架中获得了较充足的叙事舒展空间。

全球体育史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史叙事问题，但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若以强调“全球背景”和“地域互动”为核心的全球体育史观念来衡量，谭著绪论中宣示：“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全球体育史”的理论，在编撰实践中似乎并未贯彻实现。翻看该书上编的“古代体育”，其框架同郝著上编中的“外国上古与中古体育”并无二致，这一部分对于古代区域体育“强烈地域特征”的描述很给力，但就是依然缺少“古代跨区域体育交往”的叙事――而这正是考验作者是否能将全球体育史理论成功运用于古代体育研究的“标志性动作”。分述古代中国、希腊、罗马和中古西欧、阿拉伯等区域古代体育历史的叙事手法，依然是典型的国别型叙事。该书现代与当代体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书中同时包含着“现代体育的国际传播”“西方冲击下的中国传统体育危机”等典型的全球体育史叙事，亦夹杂着“中国体育的初步现代化”等比较纯粹的国别性体育话题。关于“香港、澳门、台湾体育概括”的书写，依然侧重于区域体育史的思路，若更多地设置于全球史的语境中，这一部分⒖赡艹氏殖鲂碌男鹗旅婷病

总之，谭著《体育史》不是一部纯粹的全球体育史，而是区域体育史与全球体育史的拼合。在此要特别强调，笔者绝无意无限抬高全球史观，以全球史观的外在标准对谭著的叙事选择任加评判。本研究的判断是：谭著《体育史》借鉴了全球史观，初步提出了全球体育史的理论设想，将其有针对性地运用于部分内容的体育史编撰实践。比照地域型叙事，时序型叙事更便于容纳跨地域的体育史内容，有利于落实全球体育史的书写。这种混合叙事，可视为由区域体育史到全球体育史的过渡。

3专题叙事：“全球体育史”的发展

熊晓正教授2014年初版的《体育史》，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体育史”。如果说谭著《体育史》通过局部叙事的方式进行了全球体育史的初步编撰实验，那么，熊著《体育史》则开宗明义地亮出了全球体育史的编撰主旨，并且在叙事实践中进行了一以贯之的落实，从而开创了有别于区域体育史的新型体育史叙事范式。

3.1超越传统时空框架的专题叙事

时间与空间是熊著《体育史》必须解决的问题。到底以空间为基本书写单位，还是以时间为第一叙事总轴？目录中作为一级标题的“编”，到底依地域划分，还是按时序展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体育史叙事的基本框架。郝著《体育史》以国别史呈现了体育空间中的时间，首先区分中、外，然后分述各地域的体育发展历程；谭著《体育史》将“空间优先”转向“时间优先”，以时序梳理了体育时间中的空间类型，首先划定由古至今的3个时段，然后依次叙述了各个时段的区域体育及其相互交往。熊著《体育史》郾则展现了超越传统叙事时间节奏与空间单位的努力，试图“改变以国别为空间单位，以朝代为时间的叙事体例”，转而“以社会空间或文化空间为主要叙事单位，以引起世界体育历史走向的‘整体运动’为时间叙事单位”。为突破传统时空框架的局限，该书干脆抛下了前两部《体育史》惯用的以“编”切割全书的大模块结构，直截了当地以专题化的“章节”串联全书主线。专题叙事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避免区域体育史叙事对时序主线的随意打断，自始至终地保持“全球体育演进历程”这一主干叙事的连贾陛。

3.2“全球体育史”的史实取舍

为实现“勾画世界体育历史演进的主要轨迹”这一根本编撰目标，熊著《体育史》对传统体育史叙事惯常使用的史实进行了颠覆性的选择和结构重组，对各时段、各区域的体育史资料进行了取舍。在区域体育史叙事中占据大半篇幅的“中国体育史”，在熊著《体育史》中大幅压缩，除“中国古代体育的演进”这一节外，目录中再无“中国”字样。以全球史观过滤和剪裁后的“现当代中国体育”，几乎淹没于当代体育全球化主流叙事的大海中。“中国”和其他“体育大国”在教科书中的“隐形”，是以长时段观察取代地域框架所不可避免付出的代价。大胆的文字雕琢就是为了凸显一个专一的叙事主线：展现人类体育整体的历史演进趋势。缩减国别体育史文字规模所腾出的叙事空间，由“区域性体育交往”等内容填充，全球体育史叙事一直呼唤“古代体育的国际交流”终于以单独一节的规模，编列于全球体育史的逻辑谱系之中。

这种大胆的取舍不是随意为之，作者对于取舍的原则与目标早有明确的预判。熊晓正在全书“引论”中坦言：“我们无力重现世界体育历史的全貌”，“作为一本教材也无此必要”，必须通过对纷繁史实的选择、取舍与调整，通过主题专一的叙事为体育历史现象带来“秩序”，即再现人类体育发展的历程和走向。书中全球体育史的理论表态及其编写的内容再一次提示我们注意区分《体育史》与“体育史”：前者是对后者的选择性认识，没有明确的史观指引，就无法成功完成自圆其说的历史叙事。

3.3“全球体育史”的叙事扩张空间

当然，熊著《体育史》的全球体育史思路，并非全球体育史叙事的标准化套路。基于对全球史观的不同理解，该书框架中的某些环节仍有值得商榷的必要。在古代体育部分，书中的区域体育史并非痕迹全无，但作者有言在先：有些虽不免继续冠以国别，但不是以国家立论，而是为了服务于“由分散走向整体”的立论主题。对世界早期体育“发支”与“殊途”的铺垫，正是为了呼应晚近以来世界体育的“同归”之势。在全球体育史的古代部分出现区域体育的叙事，本无可厚非，但w量不宜太重。全球体育史的主题，赋予世界古代部分的体育史叙事以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比较世界早期多元体育传统的异同，再现丰富多样的区域体育文化交流，展现全球体育最初多元迈进的总体趋向。这亦是全球史观念对于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独特期待。全球史观不等于全球化，作为一种方法的全球史同样适用于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历史研究。如若熊著《体育史》能再压缩和整合古代世界区域体育的地方性知识，将节省出来的篇幅用于古代体育的区域比较与交往再现，尽管叙事困难陡增，但绝对有益于进一步凸显全书的全球史叙事风格。

在现代体育部分，能够彰显全球体育史主题的叙事工作仍可挖掘：欧洲体育的率先转型是否为一个超越欧洲的世界历史现象？英国的户外运动与欧陆体操在欧洲和全球展开了怎样的博弈？为什么是英国人率先赢得了世界体育？西方体育向全球强势扩张之际，非西方的传统体育经历了怎样的反抗？现代世界多元一体的体育面貌，是如何在西方与非西方的体育碰撞与互动中得以塑造的？世界体育怎样由局部全球化发展到整体全球化，直到今日的“一体”与“多元”并存的“反全球化”或“后全球化”阶段？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全球史意识的读者所期待求解的。如果能够增设这些专题，必将更为清晰地展现现代全球体育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连续性。

4“区域”与“全球”：关于“体育史”的反思

4.1“区域体育史”与“全球体育史”的辨证

“理论是灰色的”，它只是视角和预设，代替不了历史叙事的实践，更非本来的历史。在复杂的历史实证中，任何理论都会有视而不见或触之不及的认识盲区。全球史观亦非万能公式。区域体育史和全球体育史各有所短：以地域为单位的国别型体育史叙事，牺牲了奥林匹克运动等全球化历史的完整性；以时段为单位的时序型体育史叙事，将中国体育通史割裂成若干片段。同样，二者亦各具所长，需要相互借鉴。交往是区域主体间的交往，离开区域谈区域交往与全球一体是无根的空谈。理解当代世界体育渐趋一体化的总趋势，需要在古代体育史部分对各区域体育的独特性做充分的铺垫；现代世界体育缘于欧洲的主导，尤其是英国户外运动的率先转型，这同样需要在国别史范畴内详解“区域内部体育转型”的细节。总之，优秀的体育史叙事，应当同时展现各区域体育的独立演进特征与全球体育的互动趋势，故而当兼收区域与全球两种体育史叙事策略的精髓。

4.2中国话语的“全球体育史”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作为区域的中国，为世界体育的多样性贡献了自己的独特历史创造，亦通过参与世界体育交往为体育全球化注入了动力。如何在全球体育史的叙事中恰当地书写中国？郝著《体育史》中对于中国体育通史淋漓尽致的完整呈现令人印象深刻，作为知识普及型的大学教材，不可忽视国史的分量。以凸显全球交往的借口淡化甚至取消中国体育史的独立叙事地位，应是全球体育史值得注意和努力克服的倾向。全球史不是全球通用的历史，全球史不应囿于区域所限，但全球史撰写应该立足于特定的国族立场。全球史学科没有国界，但全球史学者有祖国。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全球体育史，理所应当地用中国话语反映中国在古代体育不同发展途径中的独特地位，及其在当地体育全球化进程中的积极参与和独立探索。全球体育史的叙事，当然绕不开发源于欧美的体育近代转型。但现代体育的发展，又绝非欧美体育扩张的结果。我们既要承认欧美体育在现代体育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但同时亦应避免陷入“西方体育中心论”。在倡导世界体育多元主体互动合理的全球体育史话语体系中，中国体育史的叙事不可缺席。

作为这样的历史事件，为了能够成为被反映的客体，就必须对其用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进行描述，随后的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分析或解释，都只是对最初所描述出来的历史事件的一种分析和解释。而不管是逻辑性的推理还是叙事性的描述都是语言的凝聚、象征以及两度修改后的文本产生过程中的产物。仅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历史本质上是一个文本。这种文体是经过整理加工后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产物，其内在的本质结构实际上是融合了当代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具有历史寓意的一种话语结构。怀特指出，历史一直存在于历史文本中，历史的书写方式具有多样化，但是叙事一直是历史文本形成的中心模式，同时也是历史书写最重要的方法。传统的历史再现和反映论，追求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和必然律的纯粹的对历史的解释，本质上属于历史编纂学范畴。这种历史被看作为一种“文化体系”，而处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社会制度和实践，都被视为其本身的功能。因此，传统的以逻辑推理和历史必然律为核心的历史再现式书写，将当代人的历史审美体验过程转化为了被动接受的阅读过程，造成了当代人阐释历史主动性的一种沦丧，而缺少了当代人的精神对话的历史文本就显得不那么真实。任何历史事件都首先需要经过语言的描述才能够对其进行解释，因而就决定了历史书写必须要包含一种内在的诗性语言结构，并且能够充当一种未经批判就能被大众接受的模式，这就是怀特所谓的“诗构”。历史文本，尤其是以叙事为主的文本，其所包含的内在的语言结构内容，在本质上是诗性的，特别是语言上的诗性。在几乎所有解释历史的文本中，这种范式所扮演的是一种“元史学”要素的角色，要比一般的报告性文本和资料更易理解。美国的托尼•莫里森作为第一位黑人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黑人作家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作品《宠儿》通常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文本。

新历史主义叙事下的中国新世纪初文学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开始引进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1988 年，王逢振在其著作《近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首次介绍了新历史主义，并将其纳入西方文论研究范畴。随后，韩加明、杨正润、赵一凡等进一步对新历史主义谱系加以介绍和研究，盛宁、程巍等也开始翻译引进有关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文章，1993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京媛翻译和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标志着新历史主义正式被引入中国。虽然，前期的引入理论还非常有限，但是依然掀起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新历史主义研究高潮。随后开始进入发展缓慢期，直至新世纪初期，才开始有所回升。张进成为了新世纪新历史主义研究的领军者，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新历史主义的文章与著作，2004 年，《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正式出版，详细研究和探讨了西方新历史主义和我国本土新历史主义，可以说，开启了新历史主义本土化的研究先河，包括赵一凡、王岳川等前辈学者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加入了新历史主义的研究阵营。国外新历史主义与国内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之间是彼此策应，相互推动的。一些作家，如莫言、李锐、李洱、格非等人，如在创作中，自然地运用了新历史主义叙事。在新历史主义的叙事下，我国新世纪初文学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特征:首先，浅层次的平面现实描写。新世纪初文学剔除了传统文本中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历史在文本中成为了一个非常空洞的能指，彻底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的严肃性和庄重性。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社会欲望的随意书写，历史人物形象也开始了凡俗化，与现实中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一切的历史描写都源于当下现实。重大的严肃的历史事件被平面化为浅层次的个人生活的描写，传统历史叙事中的明显的阶级身份标签被消解。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中，从第一次西门闹转世后的西门驴的角度出发，对农村合作社时期，农民入社与单干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进行了描写。与传统历史叙事中，刻意弘扬农民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有意丑化单干的顽固分子不同，莫言的《生死疲劳》中，不再像传统叙事中将单干户刻画为生活作风、道德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将其塑造为正面人物，《生死疲劳》里的蓝脸是那样的憨厚、朴实、可爱，对人畜都关怀备至，比如他坚持不把西门驴变成阉驴，在西门驴被打折腿后，蓝颜还为其四处讨药，甚至为其做了假肢，将驴视为亲兄弟般。其次，偶然性的历史叙事。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发生于过去，客观存在的事实，体现着历史发展的本质性规律，而历史文本恰好是这种历史观的稳定阐释，历史的真实成为了历史叙事的基础和背景，所以在，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偶然性事件被视为一种不稳定因素而遭到忽视。而新世纪初文学的历史叙事却抛却了对历史必然性的追求，从更加全面的视角去实现历史叙事的多样化，叙事重心开始转向偶然性事件的历史作用的阐释。比如，李锐的《银城故事》，小说由旺财收到刘兰亭发送的“水电报”开始，可以说，由偶然性导致的突变贯穿整个小说: 桐江知府由于偶然性的疏忽而被革命党人炸死; 欧阳朗云在行刺时偶然性留下的伤口，成为了时候被通缉的线索; 而正式因为这一偶然性的刺杀行为，岳天义才率领袍哥起义等等，可以说，偶然性主宰着整个小说的历史叙事。种种纷繁线索，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禁令读者思考这一切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最后，个人主观想象性叙述。在对传统的宏大的历史叙事失去兴趣后，新世纪初文学的历史叙事开始将叙事重点转移到正史以外的周边资源，从侧面挖掘历史价值，这就是已经被证实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虚构性，但是同文学的虚构性有所不同，历史虚构并非作家随意的编造，而是以客观存在的过去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加以适当的文本化。比如李锐的《银城故事》就是作者用自身的生命体验去还原那些被掩藏的原生态历史。历史已经不再是传统概念中只见于文献中的只言片语，人们对那些文献已经失去了信心，需要用新的途径去发现和挖掘历史，彻底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隔膜，即便是凤毛麟角，冰山一隅，无需惊讶，这样的历史比传统的历史更加震撼人心。新世纪初文学的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化的历史，带有极其鲜明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包括零散、浅层化以及破碎等。这是一种反抗传统宏大历史叙事的新历史主义历史，具有一种主观化想象性的历史。

关键词：教材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人物；学习方式；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8-0122-02

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基础科学，它与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人学”，历史教学的本质要求也是以人为本。但初中历史人物的学习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要么是粗略地概括或空洞地表述，失去了历史人物的鲜活魅力；要么详细地长篇赘述，既不符合历史新课标的基本理念，又不能鼓励学生主动建构情感体验，达不到良好的育人效果。为此，本文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对初中历史人物教学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以达到发挥历史人文教育的本质。

一、给予教材人物教学分类

历史人物是指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影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足迹，对人类历史起重大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的人类群体或个体。据粗略统计，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约有900余人。笔者结合初中历史新课标的基本理念、教材内容的重难点、历史人物起到的作用进行针对性地教学分类，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为课堂教学中一带而过或不需提及的历史人物。这类历史人物虽在历史教材中出现，但仅在叙述历史事件时顺带提及，讲或不讲对理解历史事件没有根本的影响。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复辟封建王朝的查理二世在课堂教学中仅需一提即可。第二类为简单介绍与适量补充的历史人物。这类历史人物虽然没有直接在历史教材中出现，但与此类人物直接相关的事件不仅重大，而且是教材教学的重点与难点，为了增强对历史事件的理解，需对此类人物进行简单介绍与补充。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动宫廷的威廉，教师必须简单补充该历史人物的相关内容。第三类是重点学习的历史人物。此类历史人物不仅是教材详细重点讲述的，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我们称之为重要历史人物，如拿破仑、林肯等。

二、重要历史人物的学习方式

在众多历史人物中，又涌现出一大批重要人物，他们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并以其各自的个性和活动，从不同侧面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学习此类人物时，笔者研究人物的生平、主要事迹、贡献等内容，然后根据新课标的基本理念、学生的接受能力，选取能够突显人物的典型史料，运用到不同的学习方式之中。在实践中，笔者探索了叙述式学习方式，特点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为辅。这借鉴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人物写法，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具体的事件和生活细节，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如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2课贞观之治，为加强对唐太宗虚心纳谏的认知，不少教师讲述唐太宗与魏征的故事，但就初中生而言，很多学生已经听过此故事，再讲过于老生常谈了，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也不能引起学生思想上的共鸣。为此，笔者查找资料，筛选出“唐太宗赏赐花园”的故事：有个叫元律师的官员犯了法，唐太宗一气之下，决定处死他。大臣孙伏伽不同意，反对说：“元律师固然有罪，可按照法律不能定为死罪。您的处罚太重了，应当改一改。”唐太宗想了一下，说：“你说得对，要不，我就错杀了人啊！”他立刻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还下令把一座花园赏给孙伏伽。可又有一个大臣不同意了，说：“那座花园值一百万钱，这种赏赐太重了吧？”唐太宗摇摇头说：“孙伏伽敢直接指出我的过错，我就要重重地赏他，好让大家都能像他这样直言规劝我呀！”这能使学生耳目一新，易使学生产生更直观的感受，对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有更深的理解，同时实现了知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学习目标。

历史是由过去活生生的人的行动组成的。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能更形象地展示出与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而学生对历史人物比对历史事件更感兴趣，教师要抓住学生对人物的好奇心，挖掘人物的育人价值。因此，笔者采取了人物主题式的学习方式，特点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线索，带动历史事件。如美国南北战争，笔者围绕林肯，设置了“走近林肯、了解林肯、缅怀林肯”三个环节。“走近林肯”理解南北战争爆发的背景，“了解林肯”了解历史大事件，“缅怀林肯”了解林肯被刺真相，达成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人物主题式学习方式也可以以多个历史人物为线索整合教材内容，如时代特点鲜明的明清文化（一），笔者从“我”出发，（这里的“我”既理解为教者本人，也理解为学生本人）过渡到蒯祥（故宫的设计者）――宋应星（撰写《天工开物》）――徐光启（编写《农政全书》）――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人民大众（修建长城）。这种“红线串珠”式的历史图景，“红线”即历史过程，“珠”是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将历史过程串接起来，不仅帮助学生亲近人物，而且使学生从人物身上找到偶像，找到历史的责任感，实现情感上的升华。

在教学过程中，笔者结合人物教学的需要，灵活运用倒叙式的学习方式。特点是先讲述该人物的结局或某时最扣人心弦、最重要、最突出的事件，创设一个富有磁力的教学情景，然后按原来的发展顺序叙述人物的生命轨迹。这种设置悬念的方式，增强了课堂的生动性，引人入胜，避免了沉闷与单调。当然，这种学习方式应服从历史学习的教学目标，千万不可为倒叙而倒叙。如俄国十月革命，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笔者深知学生对列宁既不认识，又不感兴趣，学习主动性不强。但该内容是学习的重难点，为提升学习的兴趣，笔者一开始在课堂上讲述一段扣人心弦的事件：“1918年1月14日，列宁和普拉廷共同乘坐一辆汽车离开，在经过一座桥上时，突然遭遇12名不明身份的猛烈射击。普拉廷急忙将列宁的头部按在座位下，而他自己掩护列宁的手却被打得鲜血直流。事后未能抓获枪击者，也未能确定杀手的身份。”通过这段倒叙，学生对列宁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为什么刺杀列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十月革命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值得借鉴。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都知道“教无定法”，历史人物的学习亦是如此。所以，笔者根据教学的需要、教学的进程，灵活使用多种学习方式，如在叙述人物的生活细节和故事时，笔者也设置疑问，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展开讨论等，希望最终达到“贵在得法”的境界，实现“讲活”历史人物，教书与育人的完美统一。

参考文献：

[1]吉林省历史学会.历史人物论集[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2]夏循福.让历史告诉“未来”――浅谈历史课程的育人功能[M].新课程研究，2009，（2）.

[3]郭景华.重视历史人物之“神貌”，重构历史教学之活性[M].现代阅读，2012，（16）.

关键词：丁钢；叙事史；范式；中国教育史

G529

20世纪90年代初，丁钢教授从文化史研究中开辟出传统文化与教育研究的新领域，在对传统文化留存与传递过程的考察中，将教育研究的视野从学校空间向民间社会转移，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关注社会性教育或教育事件，以叙事方式呈现生动、丰富的教育历史场景，而形成一种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研究是一种将教育历史研究内在于文化经验或情境之中，把实践场域中的文化体验、经验感悟、事件见证带回理论场域，通过对教育经验的故事性讲述来赋予其意义的学术实践。

一、文化史联姻教育史

从长时段的学术实践来看，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经过了一个积淀与转向的过程。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丁钢教授的治学路向与学术关注点的变换。就积淀而言，它指的是在自觉的叙事史学术实践形成之前，既已通过各种方式先行存在的学术累积。丁钢有着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视野，这从其求学经历中可见一斑。丁钢1978年至1982年间就读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本科，获哲学学士学位，此期间在“康德热”、“李泽厚热”的学风中储蓄起人生第一笔学术资源；1982年至1985年间他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获文学硕士学位，期间师从国学名家潘雨廷、苏渊雷等人，夯实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功；1985年至1988年间他又转入该校教育科学学院攻读教育史博士学位，师从教育史学家张瑞教授，从传统文化转入传统教育领域，初步形成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学术路径。就此求学经历，丁钢自言：“哲学给予我智慧，文学赋予我情感，教育学对我的人生注入了无限的意义。”[1]也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但这只是三个不同的学位而已，真正懂得关注的乃是丁钢在求学期间所接受的学术熏陶以及由此养成的学术志趣与思想方式。”[2]丁钢接受高等教育的十年间，正值恢复高考后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一段时光。一方面，受外在的诸如“文化热”、“西哲热”、“美学热”等学风的引导，另一方面，自我对知识的极度渴求，丁钢在这种氛围中不断地积淀着自己的知识储备。攻读博士学位之际，他第一次使自己的学术积淀转化为现实的知识成果――《中国佛教教育》，并提出应从儒佛道三家文化语境共同体中总体考察中国教育[3]，也是其跨儒佛道传统文化与教育积淀而转化的认识结果。尽管这些成果与认识还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但它所迸发出来的学术前景是极其广阔的。丁钢通过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八五”、“九五”重点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课题，先后形成《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1990年版）、《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2002年版）、《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2009年版）等代表性成果，构成了一幅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整体图景。

丁钢的叙事史学实践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研究中积淀、转向而形成的。首先，文化史研究的学术积淀。叙事史与文学史具有天然的学缘依附性，这为丁钢的文学史研究转向叙事史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积淀。章学诚曾言：“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必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是属辞’。”[4]44孔子主张文辞与内容相结合，“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实《论语》便是一部很好的教育史叙事分析作品，它已将教育生活实践、教学实践与交往实践融为一体。最早把叙事视为一种方法而强调的是刘知几的《史通》，以叙事来纠正追求文辞靡丽的文风，“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不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5]49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是最重要的两种叙事范式，杨义认为此两种形式以前者为骨干，二者“一实一虚，亦高亦下，互相影响，双轨并进”。[6]18

丁钢对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进行了研究与阐发，提取出叙事方法在结构上的“顺序性”、“联结性”和“对比性”，并重点关注到“人物”和“事件”在叙事结构中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在时间上的“整体性”关注，以时间整体涵盖部分的思维方式；在视角上的“全知性”与“流动性”的关注，他将这种流动性过程与中国传统书画中的“散点透视”比对，用于描述结构复杂、场面广阔的历史场景；在方式上的“意象性”表达，在“暗示”和“联想”中将意义蕴含于某种社会或文化事物之中。[7]68以中国传统的叙事风格和方法为本，结合西方学者如拉博夫（Willam Labov）的结构主义叙事分析模式以故事的形式叙述经验或事件并理解行动的意义；里斯曼（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的经验叙事分析模式以进入经验、讲述经验、誊写经验、分析经验、读取经验建构事实；康奈利（Michael Connelly）和克兰迪宁（Jean Clandinin）的三维叙事探究空间从时间、个人和社会、情境的维度构建富有情境性、连续性和交互性的经验叙事文本，通过进入“现场”而获得“现场文本”，最后“研究文本”，完成叙事的过程；马尔库斯（George E. Marcus）的文化人类学通过“田野工作”进入现实的文化生活场域之中，用现场的眼光来观察和体验教育中真实的生活，将在实践场域所获得的洞见带回到理论场域之中。[7]56

这样就从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与西方叙事理论及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之中，建构起叙事范式的教育研究模式，从“文化语境之中解读日常教育的实践意义”[7]56，从实践中填平“你―我”、“理论―实践”之间的鸿沟，叙事范式便可以建构一个生活的、经验的教育世界。叙事范式的教育研究进入的是一个现实的教育世界，但此种研究一旦完成，它所提供的文本必然已经完成了对历史的构建。

其次，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后的转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丁钢即已在探索传统文化与教育关系的过程中，发现了应加强以文化观照教育功能。这种认识打破了传统的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功能，进而从政治史、经济史的变迁中去总结教育史变迁的思维方式，而确立了一种从文化史变迁的角度去看待教育史的变革。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核，无论政治、经济形态如何变迁，一个地域、民族的传统文化性格不会轻易随之改变。文化通过教育得以保存、传递与嬗变，教育在传递文化的过程性具有一定的自为性，即作有目的的选择与重组，这正是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所在。因而，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文化热”渐趋平静，但丁钢指出：“在这场讨论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关系的研究成果，或者未尽的思索，更是耐人寻味……文化史与教育史研究的联姻，教育史研究范围的扩大，是这场文化讨论对教育研究所产生的最积极的影响。”[8]1

文化史与教育史的联姻，为教育史研究确立了一个大文化背景。丁钢认为教育活动“不是生物水平上的遗传，而是社会文化的积淀”[8]1。这种认识与李泽厚将基于心理形式的积淀视为人性与动物性本质区别的认识一样，将教育视为人类独有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且无可避免地受着传统文化积淀的影响，这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而始终能保持本土性的重要原因。这种从文化积淀的视角解释近代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变革，可以更清晰地解释近代中国教育在西方现代教育“冲击”之下而迟迟未作“回应”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那种“中国中心”的传统文化心理观念，并未在鸦片战争的冲击下得到根本的改变。这就将现代化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所主张的从社会变迁看教育变革，推向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经济所带来的变革可能只是一种为求生存而作出的实用性回应，等经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还是会回到文化的传统之中。因而，文化心理的变革才是真正能带给教育变革的最根本因素。教育史研究被置入一个大文化背景之中，这是教育史与文化史联姻所带来的视域转换。如何探究教育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叙事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方式，它经历两次转向而确立了教育历史叙事的研究范式。

在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过程中，内置于文化视域与情境之中的教育，在文化教育互动结构中演绎着角色变迁，由文化功能的阐释走向文化内涵的提升、再到文化性格的塑造，最终成为文化创造的核心。基于文化关怀意识，丁钢在文化史的认识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即对文化层次作了“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分，指出以往“人们的眼光过于集中于上层文化，而忽略了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变迁对社会生活的实际作用”[8]5。以此来看待教育研究，他认为，“我们不仅应看到上层、官办的教育的作用与影响，也必须注意到下层民间的教育对于文化传递与变迁的实际功用。”[8]5这种对于下层、民间教育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研究向叙事史范式教育史学的第一次关键性转向。眼光向下带来了研究视野的下移，诸如村落、宗族、基层群体、个体教育生活与经验成为考察中国教育“现代性”的新视角，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对立、冲突，在实际的教育经验中找到了缓和的中间地带。在基层的教育实践领域，传统总是保持着巨大的张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在向村庄推进时，势必会被村庄的传统文化所包围，要“与传统的民间力量进行博弈和互动”，这便是“嵌入村庄的学校”[9]1所面对的现实文化处境。在这里，经验比理论更有实效。教育经验与现象成为叙事学范式教育史学实践的考察对象。

教育叙事作为一种方法的运用，是向叙事史范式教育史学发生的第二次转向。“在大量的教育叙述文本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比较叙述，以及思辨逻辑的叙述已经成为一种叙述样式。在这种宏大的叙述中，直接关注现实和实践细节的变化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或过滤掉了。”[10]1与现代化范式的宏大叙事不同，教育叙事从社会文化情境、教育生活经验和事件等细节入手，通过叙述故事的形式来表现教育意义。叙事方法的引入，使“教育叙述何以可能”作为一个基本问题被反思。传统教育叙述文本中，那种以探寻规律性、确定和发现真理为主旨的宏大叙述方式，遭到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质疑，而微观叙述以一种非思辨而看似零碎的方式，被置于一种“非合法化”的地位，“经验叙事”使教育叙述成为可能。[10]2对于教育史而言，教育意义的呈现是最重要的目标，而这正是经验叙事的追求。

在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结构中，经验叙事成为构建文化与教育世界的主要叙述范式。这样，在文化史的积淀及与教育史的联姻中发生转向，教育叙事最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应用于教育史学实践中。正如丁钢所指出的，从叙事的视角解读教育历史发展中的文化现象及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意义不仅在于变迁教育史研究视角和方法，更在于如何把人的活动置于教育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并以此强调教育史的历史感知及其人文蕴意。由此，历史叙事便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研究取向。[11]将人的活动置于教育史研究的中心地位，是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在教育经验叙事过程中，对实践领域的流动着的教育声音、行为、经验、生活等真实的历史的发现。

二、教育历史叙事研究

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是一种教育历史叙事研究，它的核心是“叙事”。就叙事本身的存在而言，它不是新事物，而是在东西方史学史上都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在今天，叙事史学作为一种范式的复兴，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也是一种返本与开新的学术实践，它将历史叙事、文学叙事的方式引入到教育史研究之中，在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之外，建构全新的指向教育事件、教育经验的叙述体系，进而提供更富生活化、更接近真实的教育历史。教育历史叙事研究是一种将教育历史研究内在于文化经验或情境之中，把实践场域中的文化体验、经验感悟、事件见证带回理论场域，通过对教育经验的故事性讲述来赋予其意义的学术实践。它有如下几方面的学术特征：

首先，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社会史最先确立了一种“眼光向下”学术视野，英国历史学家塞缪尔把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课题，认为“社会史的活力在于它关心的是真正的生活，而不是抽象的概念，着眼于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权贵名流，侧重于日常事物，而不是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12]299教育历史叙事研究最先是通过确立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而逐渐确立起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叙事的关键问题在于让谁来叙述？叙事史范式主张把教育历史叙事的话语权交给“下层群体”。对宗族教育的关注，是较早地以眼光向下的视野考察基层教育组织的学术实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官学制度以及由一些杰出人物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向来受到关注，至于乡里民间的宗族教育则往往被忽略。”[13]14在学校教育制度之外，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晋商、徽商、闽粤商人、江浙商人的宗族教育，可能是最好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关系的教育组织。司洪昌对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则是比宗族教育更加微观化的教育历史叙事研究。教育历史不再只是属于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也属于某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坐标的微小村落里的普通大众。但他们一样有教育实践，一样有生活实践、交往实践、文化实践，而且这种实践承载着比现代化城市中更为厚重的文化与教育传统。从这里看中国教育，能提供更为真实的现实参照。而对民国时期的女大学生、女知识分子的研究则同样体现的是将研究视野关注到以往很少关注的基层群体身上，而再现社会系统中的个体真实的教育文化生活。然而，仅有视野下移是不够的，是否能够融入其中是视野下移的关键。

其次，叙述故事的研究方法。叙事史学仅仅把视野下移视为范式变革的前提，而叙事的运用才是范式变革的核心。叙事是什么？有研究者指出，叙事指的是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通常被等同于“讲故事”。[14]2此间的 “话语模式”应该就是怀特（Hayden White）所言的“历史场”，包括各种原始的史料、历史叙事以及后世对历史著作的诠释三种历史文本。在《元史学》中，怀特将话语模式分为五个重要方面：（1）编年史；（2）故事；（3）情节化模式（4）论证模式（5）意识形态蕴涵模式。[15]6叙事史学主张通过叙述“故事”的方式建构历史，并将“事件”作为教育历史的实质性存在。在叙事史范式的实践中，“故事”是指一系列教育“事件”的发展过程，往往要从社会和文化的源头和流动中去追溯这一过程，通过对故事情节的编排来叙述故事。如司洪昌在其研究中这样叙述事件，“之所以说事件的不同寻常，是因为一个乡村的医生突然宣布：要开办一所家庭学校。在这个义务教育和公共教育机构大行其道的年代，在现代新式学校推行了一百多年之后，而在私塾基本被消灭半个世纪之后，一个酝酿中的现代学塾要着手开办了。这件看似偶然的事件，其背后却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意义。”[16]在这份文本中，作者所提供的事件是可供证实的真实存在，但事件发生本身并不构成文本中的事件，“一个医生开办家庭学校”，只是一个生活事件。每天发生在村庄里的事件很多，作者要对这些事件进行甄选、归类、重组，将“事件”转化为“故事”。那么，读者所从历史文本中所看到的“故事”，也就是作者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事件”，并不完全是作者“发现”的那个事件，也是他加以“创造”的结果，这样才使“事件”在向“故事”转化的过程中具有了“叙事性”。正是这种“叙事性”赋予了这一事件以意义、连贯性和历史性本身。如果没有将这一事件置于这个村庄的社会和文化历史的背景之下，单纯只是“记录”这一事件，那可能和在这个村庄增开一家小卖部没什么任何的教育意义一样。因而，眼光向下也是有选择性的，意义的阐发是叙事史学的价值诉求。

再次，获求真相的研究观念。教育史研究为何要眼光向下？为何要叙事？这是叙事史学存在意义的追问，也是它的基本观念与立场所在。叙事史学将接近历史的真实或真相，作为自我存在的意义。“我们引入教育叙事乃是为了接近在中国教育空间里发生的各种‘真相’，在其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人物、思想、声音与经验，它们会聚在一起，构成了等待我们去考察的教育事件，而这些事件的流动性及其复杂意义常常只有通过叙事方式才能表达出来，尤其是事件中的个人‘生命颤动’的揭示，也须教育叙事的理论方式是最为合适的方式。”[17]2如是理解，叙事史学并不排斥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家在教育史叙述体系中的位置，它所需要获得的是实践性的、流动的、丰满充盈的经验，而不是理论化的、僵化的、没有血肉的史料。叙事史学“通过有关经验的故事、口述、现场观察、日记、访谈、自传或传记，甚至书信及文献分析等，来贴近经验和实践本身”。[17]2历史的真相是复杂的，并非靠进入一个场域就能获得的，更何况作为叙事者的教育史学者，并非只是让人物、思想、声音与经验自己说话，难免会有叙事者本人的主观性。研究者指出，“只有当我们把这种叙事看作我们的经验、行为以及作为群体和个体的生活方式，这种叙事就不再仅是主观意义上的产物。”[14]57其实，在任何的史学实践中，主观性是无法避免的，想要做到纯粹的客观叙事几乎不可能，即使那样，也只是“记录”，而非“叙事”。追寻真相始终是历史学的意义所在，教育叙事通过进入教育活动的发生现场，通过与教育中的人物交往、晤谈，而直接获得感性的教育经验、思想、声音、事件等，它的教育史价值在明天。

正如安可斯密特所意识到的，“历史学在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在大多数时候的话，并不具备讲故事的特性；叙事主义所可能导致的与讲故事有关的一切联想因而都应该避免掉。叙事主义更应该与历史解释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历史学的叙事主义转向之后，对自我未来出路的理性认识。毕竟，历史关注的眼光更多的是过去，而非现在。但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对于事件、生活与实践的关注，却是教育史学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陈敏，陈德云，熊建辉.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丁钢教授（上）[J].世界教育信息，2010，（7）.

[2]周勇.丁钢教授的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世界[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5）.

[3]丁钢.中国教育传统的结构、特征与特性及其与文化的关系[J].教育研究，1987，（12）.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刘知几撰，黄寿成校.史通（叙事第二十二）[M].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6]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丁钢.声音与经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8]丁钢.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9]司洪昌.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10]丁钢.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3辑）[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11]丁钢.叙事范式与历史感知：教育史研究的一种方法维度[J].教育研究，2009，（5）.

[12]王学典.史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丁钢.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14]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5]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6]丁钢.铸造中国教育研究的新纪元[N].中华读书报，2004-2-18.

[17]丁钢.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4辑）[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一、与义务教育有机衔接，叙述更加精炼

    九年义务教育初中《世界历史》内容丰富，叙述生动，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古代埃及 到本世纪90年代初国际格局演变的世界历史基础知识，勾画出了相对完整的历史发展线索，叙述了一些最重要 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介绍了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等等。作为较高层次的基础教育教材，高中 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如何与之相衔接？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特别强调历史知识的 完整性。其他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等，是一个随着年级的增长，知识点不断累加的过程。例如数学， 四则运算、平面几何、解析几何、微积分等内容在不同年级讲授。初中的学习内容建立在小学已经学过的知识 的基础之上，高中的学习则是建立在初中已经学过的知识基础上，由低到高的学习，不必重复。但是，历史则 不同，九年义务教育要讲授比较完整的历史基础知识，例如就世界历史而言，不能只讲近代史，不讲现代史， 或只讲现代史不讲近代史。到了高中，也要按照最基本的历史发展线索讲授历史知识。所以，就高中世界近代 现代史教材而言，要做到与义务教育有机衔接，既离不开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又必须尽量避免重复。具体来 讲就是：1． 必要的基本历史知识仍然要重复，只有这样，才能反映比较完整的历史概貌。在高中阶段，既然 也要讲通史，不讲专史，那么高中教材和初中教材的基本内容就难免有重复。例如，在世界近代史中，初中有 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内容，高中也不能回避，否则，历史知识就会支离破碎，不利于学生全面深刻地 理解历史和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2． 就具体内容来说，又必须从新的角度选择新的历史材料 。这样做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增加新的历史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二，加大知识深度，完成新的教 学目的。显然，高中的教学对象和任务与初中不同，选择材料的角度当然也不一样。例如英国工业革命，在初 中教材中，简单介绍了工业革命的背景和后果，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工业革命的经过，选择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材 料来描写重要的机器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发明和使用情况；而在高中教材中，则要加强工业革命背景及后果方面 的内容，应该选择有关材料进行充实，帮助学生分析、理解相对抽象一些的内容。如可以选择一些当时城市发 展和中国人口构成变化的材料来说明工业革命对社会城市化的影响。选好材料以后，如何利用这些材料也是一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的义务教育初中教材，充分利用历史材料，力求生动、形象、有趣；而高中历史教材 ，纵观欧美各国和港台地区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厚厚一大本，史料丰富，既有许多生动有趣、活泼形象的 描写，又不乏精辟的分析和高度概括的叙述。很明显，这样的高中历史教材和我们的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但 是，由于在当今甚至在未来一段不短的时间内，还不能改变我国高中应试教育的特点和大部分地区经济不发达 的现状，我们的历史教材还无法做到这一点。针对高中生的认知特点，适当减少教材厚度，降低学生负担是当 前编写我国高中历史教材时选材的一个特色。因此，笔者以为新的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在尽量提高可读性 的同时，应更加注意叙述准确、精炼，千万不能铺开畅叙，增加分量。这样做的理由有四：其一，高中学生的 抽象思维发达，适于学习比较抽象一些的知识。其二，有利于减少学生的高考负担。虽然说高中教育是素质教 育，但勿庸否认，目前高中教育应试性仍然很强；而教材中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高考命题的对象，所以教材中 每增加一个句子，都可能给学生增添一份负担。其三，根据新的教学大纲，将来，高二分科，《世界近代现代 史》是高二文科学生的指定选修课，因此有必要提高教材难度。其四，降低教材价格，减少学生的经济负担。

    二、尊重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进行思想教育

    历史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传授历史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但是，思想品德教育应该包括哪 些方面的内容？如何进行？这是编写教材时应予特别重视的问题。根据时展的需要，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 可以给予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 确立社会发展的观点，形成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 面貌。随着年龄的增长，高中生透过对事物表象的认识，探索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发掘其规律性的抽象、综合 能力也大大增强。因此，通过选择适当的历史材料，培养学生树立社会发展的观点是高中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 内容。通过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的教学，应该使学生认识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在不断改进。社会 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尽管社会发展是曲折、复杂的，但进步 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未来肯定是光明的。2．培养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树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振兴 中华的历史责任感。3． 学习各国历史上优秀人物坚持真理、献身科学的精神，养成优良品德。等等。如何通 过教材体现这些思想教育？21世纪的高中学生将是思想活跃、乐于独立思考的一代，空洞的说教肯定无助于进 行思想教育，必须融思想教育于具体的历史知识教育之中。因此，历史教材的思想教育任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历史材料选择的是否得当。笔者认为，历史材料的选择要能很好地进行思想教育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

    1．尊重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教材的教育作用首先是建立在人们对它的信任程度上，如果教材上 的知识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就没有人会相信历史教材，历史教材的教育意义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历史教材选 择的材料首先必须是客观的和科学的，才谈得上思想教育作用。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历史曾经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历史知识更重要的特点还在于它是逝去的事实和它的不可重复性，它往往与知识传授者的主观意识密不 可分。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人们曾经不顾客观事实，根据某种政治需要编造历史，历史成为极左政治可以任 意歪曲的对象。例如，某一个历史人物，教材今天可以把他捧成完人，明天却变得一无是处。在世界史教材中 ，我们过去一味盲目坚持阶级观点，尽量贬低资本主义国家，如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内容中，我们大书特 书苏军的功绩，把斯大林格勒战役说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唯一转折点，而忽视英美军队在阿拉曼和中途岛取 胜对推动整个战局发生转折的作用。与此同时，又大量引用有关西方国家对法西斯绥靖的材料，而只字不提苏 联与德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和建立东方战线问题。现在又出现了一种贬苏联扬西方的倾向。尊重历史知识的客 观性和科学性还表现在历史材料的叙述必须注意到历史事实的时代局限性，不能因为思想教育的目的，根据今 天的价值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而是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叙述。例如，过去为 了向学生灌输暴力革命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在讲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光荣革命”时，只讲其消极作用， 而讲法国大革命时，则大举其种种积极性的材料。

   2．掌握分寸，寓教于理。 历史教材的教育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要使学生受到教育必须要让学生感到教材 的叙述是合情合理的。今天，任意歪曲历史的现象已不会出现。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往往选择自己喜欢 的历史知识来传授，这些知识人们无法否认它的客观性，但是它却或多或少地带有片面性，这种情况在我们的 教材中屡见不鲜。教材编者的主观愿望是美好的，希望通过选择教材，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充分展现，从而加强 思想教育。殊不知，欲速则不达，这样做往往会适得其反。究其原因，是左的意识和教条思想在作怪。例如， 过去为了进行社会发展观的教育，我们虽然承认资本主义在成长过程中，取代封建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 在叙述其进步性时又是那么扭扭捏捏，总是要特别强调其局限性。我们选择种种历史材料来证明资本主义是腐 朽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又不愿承认或尽量少说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这样就 产生了两个问题。（1 ）在学生思想中会留下模糊的认识，似乎资本主义对历史的发展作用并不太大。（2）学 生会问，既然社会主义是如此优越，资本主义如此腐朽，为什么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呢？21 世纪的高中生是思维活跃，具有独立性的一代，他们不会盲从于教条，他们乐于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因 此，应该尽量客观地叙述历史材料，编者自己感情色彩淡一些，让历史事实说话。当学生觉得历史教材不再是 硬性说教，而是可信的事实时，他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自然会受到教育。

    三、根据高中学生的具体情况，加强能力培养

    学习知识是为了利用知识，叶圣陶先生说：“教科书好比一张旅行的路程单，你要熟识那些地方，必须亲 自到那些地方去旅行，不能够单单记住一张旅行单。”〔2〕能够利用知识就是具备了一定的能力， 知识的目 的之一是为了培养能力。如果说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历史教学的重点在于历史的基本知识教育的话，那么，到了 高中阶段，则应更加侧重于学生的能力培养。所谓能力，应该包括分析、比较、归纳、综合、概括的能力和应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观点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比较客观评价的能力，等等。能力培 养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所以特别重要，是基于三个原因。1．从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来看，高中学生是开始进行基 本能力培养的最佳时期。高中生已进入青年前期，生活阅历较为丰富，生理发育日趋成熟，智力发展也达到高 峰。据研究，若以100作为智力发展的最高水平，从初中到高中，记忆能力从95逐渐达到100。比较、判断能力 由80上升为100。〔3〕2．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高中历史教学的发展现状来看，加强能力训练是大势所趋。 3． 由我国目前高中教育应试性所决定，随着历史科考试中能力要求的增长，教材的能力培养必然也要相应加 强。如何对历史材料进行合适的选择，才能使教材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能力？

    首先，内容叙述不要太多，打破所有内容都要“讲透讲全”的传统观念，给学生创造充分的思考空间。实 际上，我们高中教材的容量远远不及欧美日和港台地区的同类教材，一方面我们的课时少；另一方面我们的教 材内容全是高考命题范围，教师必须在课堂上讲述，教材的分量受到严格限制。今年，在江西召开的一次各省 历史教研员关于高中历史教材编写的征求意见会上，很多历史教研员呼吁教材不要写得太满，不要一节课的45 分钟全是教师讲课文。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人的内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总想感到自己是发现者 、研究者、探索者。〔4〕学生真正求知动机与兴趣的源泉在于思考， 在于发现自己有能力把知识创造性地应 用于实际。思考需要时间，如果教材内容太满，学生只顾忙于接受知识，无暇思考，这种知识就不能有助于能 力的提高，学生如果不去思考，就根本谈不上能力培养。同时，不思考也不能真正掌握知识本身。孔子说，“ 学而不思则罔”。孟子也说，“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这一点对高中生尤为重要。因为对高中生来说， 记忆更多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无暇思考，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知识。例如，在写黑奴贸易时，如果材料过 多，不给学生留下思考的时间，尽管材料生动、形象，恐怕学生获得的也只是一些零碎的表象。因此，材料的 选择不在于多，而在于能否创造某种良好情境，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和记忆，去积极思考，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或是从整体结构上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